如此“红头文件”会让民营企业家觉得安全？
 
文/何清涟

 

荒唐政治荒唐令

        今年一月中旬，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刘金国在“两会”期间发言中向社会吹风，表示河北省地方政府有意赦免民营企业家创业初期的“原罪”。其实，刘金国在谈话时有意隐瞒了一个事实：早在2003年的最后一天，河北省政法委制定了《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这一“红头文件”（政府文件的标题因常用红色字体，故得此俗称）被河北政法机关干部称为“30条”。两天之后的2004年1月2日，河北省委、省政府以省委冀字（2004）1号文件批转了“30条”。从事件的整个过程来看，刘金国的讲话可视为“吹风”性质，有投石问路之效。刘金国之所以不声称该“红头文件”已经出炉，恐怕是因为此举太过惊世骇俗，想降震减压。至于为什么要由省政法委书记出面解说，当然是因为想给此举披上“社会主义法治”的外衣。

       至于立法目的本是为了规范社会行为，而不是纵容犯罪行为与保护犯罪者，河北省政府似乎已经无须考虑这点了。

政治惯伎重演：中央政府让地方政府做“改革试验”

         按照中国政治习惯，一个省有如此大的动作，事先一定要与中央有关领导“通气”商量，获得默许，否则就是借给地方政府几个胆子，恐怕也不敢如此为天下先。鉴于此，本文分析30条的具体内容，其实就是分析中国政府如此改革的背后原因。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一位参与文件起草的干部对记者说，该文件有5个方面的突破。如果将中国特有的官式语言用简捷明白的方式讲出来，这五个突破倒真是说明中国政府政治价值取向的最佳文本。

        “五个突破”当中，第二个突破是规定，对法律规定不明确或法律未予规定的经营行为，要按照有利于发展的原则予以处理。这一点在中国目前这种“人治的法制”下，只会导致过度投机。第四个突破是试行市场主体遵守法律情况的诚信公告制度，可以看作是硬拉来做陪衬的条款。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连诚信二字都要政府下达文件专门规范，可见中国大陆时下真是无诚无信。
        值得分析是第一、第三、第五个“突破”。

“30号文件”究竟要保护谁？

                第一个最大的突破指的是30号文件第七条规定：“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在追诉期内的，要综合考虑犯罪性质、情节、后果、悔罪表现和所在企业在当前的经营状况及发展趋势，依法减轻、免除处罚或判处缓刑。”这一条表面上说的是民营企业家创业初期的罪行，其实真正受益的并非民营企业家们。因为民营企业家们在近20年里，主要是在白色（合法经营）与黑色（违法经营）之间的灰色地带里穿行，那灰色地带的灰色行为，按照中国当时的法律，不少还真是很难说成是“违法”或者“犯罪”，即使按照中国政府以往那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说辞，也最多只能说是“由于社会主义法制还不健全，这帮人善于利用法律空隙，钻了空子”而已。

      那么，这一条款的真正受益者到底是谁？

        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分析，这一条款真正的受益者其实只有两种人，一是利用父母亲特权地位成了富商巨贾的高干子弟，因为他们当中不少人或者是自办公司，或是在合资公司担任重要职务，其现有身份完全可以算成是“民营企业家”；二是那些利用贪污腐败完成了资本积累并“下海”经商的官员们，这种人在商界长袖善舞的本钱，完全是他们本身的特殊经历结交下的社会关系，以及他们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这两种人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更是充满了见不得阳光的事情，其行为完全不合乎中国法律与公务员职业道德，其原罪较之“民营企业家”们更经不起追究。但只要一赦免民营企业家的原罪，这些人完全可以“搭便车”，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从1997年以来，“修宪保护私有财产”一直成为中国精英集团最热衷的事情。问题倒不在于“修宪保护私有财产”有何不应该，而是在于这一话题有意撇开中国具体的社会环境的特点，即中国改革时期的资本原始积累，在本质上是利用权力抢钱不谈，只管论述保护私有财产的必要性。中国政府此举，无异于照搬未开化社会的丛林规则，将强盗抢来的财产合法化。论述这种做法正确性的学术论文几乎汗牛充栋，而30号文件公开宣布赦免原罪，可算是河北省准备做第一个吃螃蟹者。这只螃蟹一旦开吃，全国各地方政府自会紧紧跟上。
 
        中国政府强调中央集权领导，除了行政上的实际领导之外，在“政治理论”方面也从不允许地方诸侯创新，以往开办特区之举，是邓小平让广东等地方诸侯实践自己的“改革思路”；1997年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想在“理论”上有所“突破”，立刻结束了他的官运。中国官员总体上看，治国无术，但官场这种看风使舵，唯上是从的本领个个都炉火纯青，对于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其分寸拿捏得很有准头。因此，中国大陆一些论者将此举看作是河北省政府的胆大妄为之举，仍用“中央圣明烛照，地方官员无德”来分析河北省的30号文件，只是冬烘之见与皮相之谈。

官员“招商引资”合法化的背后

        第三个突破是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参与招商引资活动进行保护。该文件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未利用职务之便或职务上的影响引进资金，按规定所得的奖金或引资费用，经政府有关部门核发的，一律不得按犯罪处理。

        这一条款很有实际意义。因为各地官员现在都在积极参与招商引资，但没有哪个官员招商引资是“未利用职务之便或职务影响的”。就在2004年1月8日《南方周末》一篇题为“别夺走我的麦田”一文中，就讲到农民土地被褫夺，完全是山东齐河县政府所为，而齐河县政府之所以用招商引资的名义，充当房地产商公开掠夺的后台，完全是因为“招商”给官员带来的回报非常“实惠”：招商百万奖励百分之一，达到千万奖千分之二，过了亿元奖万分之三。

    齐河县只是一个例子，如果再考虑到近两年各地政府介入城市拆迁以后，不少城市拆迁户顷刻之间倾家荡产，可知这“第三个突破”无异于放纵官员们凭借权力抢钱。

    这个文件充分考虑了地方政府与官员的利益，却丝毫没有考虑在中国这种特殊背景下，任何经济活动只要有政府力量介入，必然容易演变成权力对社会资源的公开掠夺。这已经是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政府官员群体在一项又一项所谓“改革实验”中反复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了的“经验”。

第五个突破：给性产业颁发免罪令

　　第五个突破值得一提，从字面上看是为了“依法维护娱乐场所等特种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规定公安机关在检查上述场所时，除必须立即处置的治安、刑事案件外，一切检查、调查工作，必须报经县级以上公安局长批准，并持有载明具体事由的局长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随意进行检查和调查。

        如果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很可能会以为这真是河北省政府对娱乐行业好意的保护。但事实是：在中国经营娱乐业，必须在黑白两道均有靠山，才有可能从事此业。“黑道”自然是指黑社会，“白道”则是指政府部门。比如全中国各地的桑拿、按摩院等色情场所，如果不是背后有国家安全部门、公安以及军队背景，生存都极其困难。在一些地方，这类场所的真正所有者或最大股东，就是这类政府组织的头目们。早几年广州“扫黄”，有知情者透露，那是公安部门头目们为了保证自己做后台的几家娱乐中心有充足的客源，打击竞争对手。那一次“扫黄”中，只有广州军区与国安部做后台的娱乐场所幸免于“扫”，连广东省妇联经营的“保健按摩中心”都给关掉了，惹得广东省妇联以“办公经费不足”为由闹到省政府。

        可以说，这第五个突破从此算是给了这些特种行业一份免罪的“丹书铁券”，而且从此以后，普通警察再也别想以“检查”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从中分一杯羹，因为这些娱乐业，早就已经是各地公安局长大人及高层领导的禁脔，岂容他人染指？
      

丛林规则披上“社会主义法治”外衣

         从上述分析可见30号令的真正用意，不是让民营企业家觉得安全，而是让贪污腐败者觉得安全。有事业心且还不失正直的民营企业家看了这一文件，一定感到非常寒心，觉得在这种政治环境中经营企业，无异于与狼共舞。

        中国国内对这份30号文件反应相当强烈，但主要针对河北省政府与民营企业家们而来，批评者大多设想了几个前提：一是中央圣明，地方官员这些歪嘴和尚将经念歪了；二是如果毛泽东在世，就不会如此保护这些犯有原罪的民营企业家；三是将中国当作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看待，纠缠于“河北省政法委颁布赦免民企“原罪”，从制定程序到具体内容，都与国内法律严重不符。 ”

    其实，颁布这个文件只是迟早的事情，台面上的理由是想扼制资本外逃，因为据说今年已经有8300位贪官携带大量资本外逃；但最重要的是：级别低的贪官才需要外逃，他们逃到国外做寓公，其实并不舒服；那些最能挥舞权力魔杖的高干子弟，虽然不需要外逃，但为了长久安享财富，还是借着赦免民营企业家原罪之机，搭便车将自己的财富合法化。

   中国在蒋介石政府统治时期，上海的青红帮势力虽然享有种种丛林规则下的特权，但蒋介石政府还未立出如此荒唐之法对其特加保护。真不知中国共产党还能再跳出什么让世人跌破眼镜的政治舞步？

 作者为中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2/25/2004 6:52:26 PM)

 

政府吞噬民财以自肥的“圈地运动”

 

文/何清莲

 

6月上旬，国土资源部连发几道禁令，先是公布禁止批地建造独门独院的别墅，继而又宣布中国土地开发违法事件面广量大，在城市地区的土地开发案中，至少有60%属于非法取得土地或非法利用土地，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甚至达90％以上。为了表示整治违法用地的决心，国土资源部甚至向各省下达了查办案件的数量。

与此同时，则是各地农民反抗征地的维权活动不断发生。就在6月8日，在因征地争议引发大规模警民冲突的广东省佛山市三山港，陈明彪等6名维权农民代表被当局以“涉嫌敲诈勒索”刑事拘留。 

这些事件突显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与政府的尴尬角色。与其他国家的房地产业不一样，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主角除了房地产开发商与买主两方之外，还牵涉到土地的原有主人（失去土地的农民与城市拆迁中失去住房的人）与掠夺原主人利益的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的上级中央政府却成了几方利益的最终仲裁者。 

毫无疑问，上述几类角色当中，地方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一方面，它是土地的买者，分散在农民手中的土地先由地方政府采用各种手段“征购”上来；另一方面，它又是卖者，房地产商要取得土地使用权，得从政府手中购买。没有地方政府居中一买一卖，这土地还无法“市场化”。 

而地方政府何以这么热衷于土地买卖？关键在于这一买一卖之间的巨大差价。于公来说，这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近5年来，出卖土地及来自房地产业的税收几乎占了各地政府财政收入的45－6 0％。就在6月初国土资源部表示要整顿土地市场之时，江苏北部某市负责官员还将该市房价在4年内上涨3倍作为当地政府的重大政绩津津乐道。据报导，这个城市的平均房价已达3000元／平方米，而该市居民的月工资收入大多在800元－1,500元，很多市民担心将来买不起住房。 

在地方政府眼中，既然房地产开发与房价上涨于公成了“政绩”，于私成了致富捷径，一个并无司法权限的国土资源部开一通会议又有何用？从 90年代开始，哪年不开如此会议，哪年不叫嚷整治土地？在整治声中，房地产业还不是越来越兴旺？更何况于私而言，批地又是官员们私囊日胀的主要来路，国家审计署早就说过，近年来的贪官90％以上涉足批地。 

这一买一卖之间的差价到底有多大？这里聊举近日发生的一例：比如北京市六圈村被征用的土地紧邻北京市南四环主路，政府征地时，每平方米只付给农民117元，而转手拍卖，价格即高达6,750元，几乎等于“零成本征地”，若非政府手中执有权柄，又有谁能做如此强盗买卖？因此，国土资源部想藉助地方政府整治土地违法案件，有如与虎谋皮，因为土地违法案件的主角之一就是地方政府。 

　　 　而为了保证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以及贪官们私囊被迫做出“贡献”的至少有这么几方面人，第一是失去土地的六千多万农民。农民失去了赖以维持生计的土地，又无法另谋其他生路；而政府征地时，只象征性地付一点“征地费”给农民，失去土地后衣食无着的农民，又如何能够不闹事反抗？ 

第二则是房产的购买者，许多贷款买下房子的中产者，被巨额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他们自称为“房奴”，即房子的奴隶。许多房奴在网上发出悲叹，为沉重的生活压力痛苦不已。 

第三则是整个国家为地方政府一时之利透支资源。房地产业兴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耕地的日益减少，国土资源部刚公布的资料表明，中国10年间耕地共减少1.2亿亩。农业部则指出，目前耕地在不断减少，人口则不断增加，按目前趋势分析，到2020年，中国耕地缺口将达到1亿亩以上。 

中央政府并非不整治，几乎每年都要下达整治命令，但始终未能阻止地方政府违法批地。究其原因，是目前这种所有权归属集体的土地制度给了地方政府干预土地买卖的藉口与由头。因此釜底抽薪的办法，莫过于让中国的农地私有，杜绝地方政府在土地买卖当中上下其手的谋利可能。

社会结构性紧张与中国人的经济权利

 

文/何清涟

 

    中国确实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而且不再是以落后贫穷的形象出现，这确实让中国人高兴。每个利益团体与各种社会力量均出自不同的目的看待中国：中国政府希望以经济发展谋求政治稳定；海外投资者希望在中国市场上获利，并且以他们的投资将会促进中国的民主化为理由游说本国政府支持他们；而中国人则希望通过经济发展 改善生存处境。

　　目前这个梦想似乎越来越遥远。尤其是中国的 普通民众，现在几乎看不到生存处境改善的希望，不安定感与对未来的信心缺失越来越严重（消费者信心指数） 如果看中国的新闻，有两类新闻几乎是每天必有而且并非局限于某地某区域的事件，这就是国内民众此起彼伏的维权斗争与矿难，而矿难实际上也牵涉到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利。所有这些，都突显了一点，即中国社会出现结构性紧张，而这种结构性紧张又缘于中国人缺乏经济权利。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中国的经济虽然高速发展， 但底层民众从中受益不多。这一点成为许多普通中国人想不通的一个问题：为甚么经济增长率这么高，我们却不能从中受益？

　　 其实，中国的改革还是使一部份人从中受益，这部份人就是中国金字塔形社会结构中居于顶端及接近顶端的中上部阶层。问题在于，在中国社会当中，居于金字塔结构底部的底层人群过于庞大。

 

　　 一、中国的金字塔社会结构与结构性紧张

　　这里先解释一下结构紧张这个词。在社会学中，最早提出「结构紧张」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他认为，所谓「结构紧张」（structural strain ）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即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人们渴望成功的期望值，与社会结构所能提供的获得成功的手段之间产生了一种严重失衡的状态。比如，某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过于强调金钱、致富的重要性，而与此同时社会所能够提供给人们的挣钱手段又不多，这时候，社会就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默顿认 为，这时社会矛盾、犯罪、冲突就会激增（Merton，1938）。而此时此刻的中国，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

　 我首次使用「『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一词，是在1994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的「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一文里，这篇文章后来作为《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第五章。我用这个词，是试图描述那种顶层呈尖端状，上层阶级、富有阶级人数很少，中间阶级呈过渡状，而下层阶级数量庞大的社会结构。到了2000年，我再次 在「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中使用这个词。但我都是将城乡人口放在一起分析，指出中国社会居于金字塔底层的人口高达社会总人口的83％，中产 阶级11％多一点，中上层占4％多，而上层只有1％左右。这种分析后来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主持的一项研究所否定，那项研究提出中国社会有十大职业分 层，并得出中国社会是个「洋葱头」结构的结论。所谓洋葱头结构，其实与「橄榄型」或「纺锤型」社会结构同义，是指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而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比例都较小的社会结构。

　　 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做的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研究，主要以职业作为划分阶层的依据，问题是划分阶层的依据并不是职业，而是三个标准，一是经济收入，二是职业声望，三是社会地位。这种划分才有实际意义。而以职业做为划分阶层的标准，肯定不妥，比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国家主席、省委书记与一个小科员均 属于这个阶层，但他们之间的社会地位与声望肯定不相等。经理阶层当中，既有上千亿资产的国有大企业经理，也有资产仅几十万元的小经理，这两类人的社会地位也肯定不相等。这个所谓研究报告的要害是将职业划分标准偷换成社会学中划分阶层的标准。这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陆学艺主持的这项研究报告最近其实也遭到另一位学者李强一项研究的否定。他根据2003年的调查数据写出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的丁字形社会结构，将中国城市与乡村分别分析，认为城市里是金字塔形社会结构，但农村的社会结构则比城市更为糟糕，呈丁字形，社会底层占乡村人口的95％以上。这就比我当年谈到的金字塔结构还要糟糕。

　　目前，中国社会难于良性运行的 原因在于：社会底层过于庞大，而且由于在文盲、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严重过剩的问题，使得社会向上流通的管道严重梗阻，各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需求差别太大，社会交换难以进行。中产阶级体面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设施，在丁字型结构的下层群体看来都是奢侈的和可以利用来谋生的途径。而中产阶 级认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生态污染，在底层社会成员看来却不那么迫切，因为对他们而言，活下来是首要问题，而活得好距离他们还很遥远。

　　 社会各阶层之间之所以在社会问题上缺少共识，原因在于：中产阶级的经济权利得到了满足，而底层社会成员的经济权利却处于缺失状态。

　　 二、中国人的经济权利

　 　与一般民众有关的普遍经济权利有如下几种：本人的工作权利、子女的受教育权利、以及作为基本经济权利的社会福利，社会福利包括三种，养老、失业与医疗。 而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受教育程度与就业权利二者之间呈正相关状态，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业机会越多。而教育程度严重不足的城市底层以及农村人口，已经被中国现代化这辆列车甩下，成为被时代拋弃的人群。

　　尽管中国政府将人权标准解释成「生存权」，并声称中国民众的生存权已经解决，无需他国指手划脚。但作为生存权利重要项目的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却表明，中国人民起码的生存权利都颇成问题。

　　 构成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有三大保险，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与医疗保险。

　　 （一）正在迫近的养老保险危机

　 　 按国际标准，中国在2000年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60岁及其以上老年人已达1.3亿之多，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5，占国内总人口的10.2%。超过目前法、德、意、日、英的人口总和。在这样一个老龄化社会当中，老有所养应该作为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的战略考虑。

　　 但中国显然还未做好准备。两项指针足以说明中国养老保险正面临严重危机，第一是参保面过于狭窄；第二则是政府积欠的养老金日益庞大。

　　 1、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到底有多大？

　 　 中国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到底有多大？这是一个不易弄清的问题，中国政府提供的统计数据就是造成这种混乱的根源。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数据，早在 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以此看来，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初步构建成功，但才三四年过去，就有消 息称中国政府积欠了职工大量养老保险金。

　　 2005年6月22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前财政部长）在一次演讲中公布：截至2003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15,506万人，占总人口的12%，占城市人口的30%。

　 　 但更大问题发生在农村。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小， 参保人口只占农村人口的6.03％，二是保险保障水平过低，人均保险金一年才477元。有人指出，目前开展农村养老保险的大多是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参加 养老保险的人也几乎都是农村的富裕居民，而未来养老将会面临困难的不发达农村地区和贫困农村居民却无力投保，这种「保富不保贫」现象是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个死结。此外还有2.5亿农民工也没有养老保险。

　　 2、养老保险金的缺口到底有多大？

　  政府积欠城市职工的养老保险金是个已经存在多年的问题，而且积欠的规模越来越大。项怀诚对此曾给过两个数据，一是积欠了1万亿，但在2005年6月26日 在赛瑟研究中心的演讲中提到，中国积欠养老保险金高达2万亿元。我这里只采用1万亿之说，是因为2万亿之说仅在一处出现。

　 　上述数据说明，政府积欠全国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数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从1997年到现在，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期，2004年GDP总额高达 136,515亿元，全国财政收入高达26,355.88亿元，支出为28,360.79亿元，财政赤字为2,004.91亿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尚积 欠如此之多的职工养老金无法支付，这意味着积欠的养老金将是一笔无法清偿的国家债务。

　 　这种情况在中国被称为「养老保险危机」。从养老保险金的状况来看，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全国企业养老保险金收入即使在「空账运行」的情况下也收不抵支，而且年度赤字规模持续扩大，只能靠政府财政来补贴。资料显示，2002年仅中央财政就向其补贴408．2亿元。

 

　　 （二）失业保险竟成了「劳动强势者俱乐部」

　　 在社会福利制度的三大险种当中，失业保险一直是个弱项，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覆盖面非常狭小，许多失业者根本不在覆盖范围之内。

　 　中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始建于1986年，其主要目的是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和劳动制度改革。这一年，国务院颁布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对国营企业职工实行职工待业保险制度，参保单位因此亦以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为主。近年来，不少国有企业效益下滑、生产经营困难，对于失业保险费则能拖则 拖，逐渐出现了许多欠费大户。2004年，中国有1亿584万人参加了失业保险，失业人口高达2400万人，但只有419万人领到了失业保险。

　 　除了国有企业与部份集体企业之外，有三大群体不在失业保险覆盖范围之内。一类是外资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员工；第二是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尽管「下岗职 工」是事实上的失业者，但中国政府的承诺是要到2007年以后，国企职工失业后才能直接进入失业保险范围。所以从「下岗」状态进入领取失业保险金，中间还 需要等待好些年头。第三类则是初中、高中毕业之后，从未在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有过就业经历的失业青年。这一群体被劳动学研究专家和社会学家们称为「新失业群体」，虽然现有资料没有关于「新失业群体」总量的精确数据，但在已有的一些小范围调查中发现，在一些中等城市中，「新失业群体」的绝对人数已经超过「老失业群体」。

　　 尽管中国的失业保险金非常低，甚至不足以维持失业者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但因为许多在非国有企业工作者及农民工等需要保障的弱势人群被排除在失业保险之外，所以，中国国内有研究者将失业保险称之为「劳动力强势群体的俱乐部」。

　　 （三）失败的医疗保险体制改革　　

    医疗保险的覆盖率甚至比养老保险还要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03年底，参加全国医疗保险的人数仅占城镇人口的20％，而农村只有不到10％的人口能够享受到合作医疗的保障。

　 　尽管占全国人口20％的城市居民号称享受着中国2/3的医疗卫生资源，但一项调查显示，城市人口中还是有五、六成的老百姓应该看病却不看病，大约三成的老百姓应该住院却不住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看病太贵。每年中国「两会」期间，不少「两会」代表都提出提案，希望政府解决公共医疗体制中的严重问题。

　 　 而农村的情况就更悲惨。1978年中国改革以前，农民的医疗保障主要依靠合作医疗体系。改革以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农村合作医疗体系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合作医疗覆盖面很快就由1980年的69%骤降到1983年的20%以下，到1986年只剩下5%，全国农村大多数村庄的合作医疗都解体、停办了，村 卫生室（合作医疗站）变成了乡村医生的私人诊所。农民失去医疗保障后，由于医药费用支出的增长大大快于农民收入的增长，生病后普遍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从 1990年到1999年，农民平均纯收入增长2.2倍，而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由10.9元增加到79元，住院费用由473.3元增加到 2,891元，分别增长了6.2倍和5.1倍。农村中因病致贫的农民占贫困户的30%至40%，有的地方甚至高达60%以上。即使在经济发达、富甲一方的苏州地区，仍有20%以上的农民无力治病。

　　中国经 济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20多年，但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政府拨出的合作医疗经费只是象征性地每年500万元，各级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也是每年 500万元，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人每年约1分钱。这区区1,000万元人民币（约合120多万美元）的合作医疗费用用于解决10亿农民的医疗保健，连 杯水车薪都谈不上。

　　 也正因如此，中国国务院发展中心才在一个关于医疗保险的调查报告中总结说，在同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医疗费用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相当高，但是医疗的公平性却在世界上几乎是倒数前几名之内。因此「中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医疗卫生体制市场化是个错误」。

 

　　 三、发展经济的目的应该是改善中国的人权状态

　　 但上述被纳入社会保险体制内的还不是中国最悲惨的人群，另外还有一个庞大的底层贫困人群。截至2003年底，全国领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数为2,247万人，月人均领取58元，折合7美元。无法设想一个人如何依赖这7美元维持生存。

　 　中国目前号称GDP总量世界第二，正将上千亿金钱用之于军备现代化，以美国为赶超目标。而中国政府更是在宣称要建立和谐社会的同时，每年将数百亿金钱用之于建立警察队伍与旨在监控网络的「金盾工程」，完全无视人民的基本经济权利。如此现实，让人不由得发出疑问：这种经济高速发展除了支撑中国政府的威权统 治之外，对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到底有多大意义？

 

2004年11月14日答多维社记者高伐林问：

一、自《陷阱》写作和发表的年代以来，中国最致命的变化是什么？

   何答：我认为最致命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对贪污腐败的高度认同与中国政府惩治腐败的力度大大减低。伴随着这一过程出现的是中国社会出现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公权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暴力普遍化（包含政府执法人员行使暴力合法化）。在这一趋势下，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褫夺。我记得我在“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及其前景”一文中，已经对中国的现状与前景做了非常详尽的分析。有兴趣的人可以去读这篇文章。

   正如当年“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出版时，不少人认为我是危言耸听。但现在人们不得不承认，当初我预见的情况已经全部在中国以更恶化的形式出现。今年这篇“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及其前景”发表后，也有类似的看法。但我相信时间还会证明我绝非故作危辞。

二、解读重庆万州事件、四川汉源事件等，你认为这些事件中最值得重视的特点和迹象是什么？

       何答：如果还加上一件与上述两次事件同时发生的河南回汉械斗，应该算是三件。这三件事情起因不同，性质各异，河南的回汉冲突是民族矛盾，四川万州事件则源于官民矛盾，汉源库区的抗议事件是民众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权利。但所有这些事件都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目前已经进入社会冲突高发期，地火四处奔突。而且由于各种矛盾性质复杂，中国政府的安抚与镇压难度也日渐加大。其中值得重视的一点是中国民众对政府已经没有信任感，这在万州事件中已经充分表现出来。无论政府怎么解释打人者并非公务员，只是冒称而已，但民众就是不相信，这说明在公权私人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官员凭借权力为非作歹相当普遍。

       但我认为汉源事件暴露的问题最值得重视。这是因为汉源民众生存权被侵害的原因是中国的新能源战略所引起的。政府这次胡萝卜加大棒的安抚策略实际上只是扬汤止沸，而不是釜底抽薪。这“薪”就是中国政府以发展水电为主的新能源战略。

       从90年代中期起，中国已经不能依靠本国资源发展，必须更多地依赖外部资源。为了保证能源安全，中国确定的新能源战略是以发展水电为主。汉源事件正是西部地区在“跑马圈水”狂潮中出现的问题的一个缩影。尽管这些工程引发的移民搬迁总要引发民众反抗，但中国政府却决不会停止修建水库及水电站工程。就在汉源事件发生后的11月9日，中国水利部部长汪恕诚还在一个科技报告会上说，中国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达6.89亿千瓦，其中经济可开发装机容量3.95亿千瓦。为了保证城市供水，提高防洪能力以及发展水电，缓解能源紧张，中国还必须修建很多的大坝。更重要的是，目前中国水电装机容量只达到1亿千瓦，已经让1,600万民众移民，其中至少1,000万人因移民而陷入贫困，如果还要再开发2.95亿瓦装机容量，意味着还将产生三倍于目前数量的移民，制造更多的社会骚乱。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逻辑，当然是个人利益必须绝对服从于国家利益，但如果按照西方社会的大数原则来看，个人的福利对每一个人都是百分之百的重要，这几千万民众毕竟不是蚂蚁，他们是人，他们的生存权必须列入政府考虑的范围。

    根据历史经验来看，这种水利工程的兴建，根本就不能在总体上增进社会的福利水平，从长远看，则是吃子孙饭，断后代路的短视行为。因为目前世界发达国家都在致力于拆毁大坝，恢复生态，许多国际环保组织就中国大量建坝纷纷提出各种警告，并采取各种抵制行动，中国政府这种逆国际环保潮流而动的能源战略，实在是面临能源困境而采取的竭泽而渔之举。如果说别人从汉源事件中看到的是底层民众维权的一次暂时性胜利，我看到的则是将有很多类似汉源事件的底层反抗继续发生。因为与汉源事件相类似的移民反抗的历史，几乎与中国修建大坝的历史一样长，几十年前在黄河三门峡工程及丹江口库区发生过，近年来在修建三峡工程与云南漫通水电工程发生过。什么时候政府不再往釜底加薪，民众这些釜中游鱼才会终止反抗。但“新能源战略”注定中国政府只能往釜底不断加薪，生态危机，民生危机，能源危机等交织在一起，这个社会还能安宁吗？这才是我真正感到忧虑的地方。

 

 

 

 

三、在标榜“执政为民”、“新三民主义”的胡温上台后，底层民众的反抗事件升级，如何解释？是江路线的恶果落到他们头上，还是胡温本身的问题？

何答：胡温与江泽民时代既然有政治上与法统上的传承关系，当然也得全盘继承江泽民统治留下的成堆问题。但他们这种政治继承关系与民主国家政治领袖换届并不一样，如美国总统换届得重新组阁，前任政府官员与后任根本没有政治联带关系。胡温在江泽民时代也在政府体制内任高官要职，所以并不能说他们对江时代的遗留问题毫无责任。至于“执政为民”，“新三民主义”等等，其实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翻版与延伸解释而已，封建时代一些重民理论比这更经典，比如唐太宗的“舟水理论”。每一个政治领袖上台，总得要摆出一副与元更始的姿态，表现出一派政治新气象来。比较起来，他们的调门还不算是高的。我认为还是孔夫子那句话有经验，考察一个人不但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他们说了什么不重要，最好还是看他们的政治实践吧，因为在电视上讲讲执政为民的重要性，远不如从制度上消除压制民众的根源重要。帮助一两个民工追讨工资，远不如消除欠薪的社会根源重要，前者只使一人暂时受惠，后者才使千万人长久得益。

四、当前民众维权抗争的主要诉求与指向是什么？你对官民互动的趋势有何分析？知识分子对其应该采取何种态度？

何答：当前民众维权抗争的主要诉求其实就是人权的最基本层次，即生存权。最为讽刺的是中国政府自己历年编制的“中国人权报告”都宣称早已解决了中国人的生存权，即城市人口有业可就，农村人口有田可耕。但事实表明，无论是近些年的圈地还是圈水引起的群体抗争，或是东北等地下岗工人的集体反抗，其实还是为了有口饭吃而已。

我这些年一直在冷静地观察中国的底层反抗，首先发现中国政府与民众的互动还是未超出历史上官民互动的范畴。先是官逼民反，政府官吏将老百姓榨取到最后一滴油导致百姓无法忍受时，老百姓才会起来反抗，那种反抗也无非是要求政府少榨取点而已。而官府在事件最开始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压制，每每当事情闹大了无法仅靠压制了结以后，才会采取安抚手段。这种手段古时谓之“剿抚并用”，现代话叫做“胡萝卜加大棒”。而安抚之后，领导反抗的领袖人物则总是被安上各种罪名投入监狱，下场非常悲惨。这情况中国古时候的底层反抗出现过，有句话叫做“天下已定，英雄当烹”，用吴思的话来说，就是出售英雄。

这次绝大多数人都在庆祝胡温等高层领导的明智，认为他们已经作出承诺，不追究参加反抗的大多数人。但他们显然忘记政府其实还留了一个口子，即要对“少数打砸抢分子”予以严惩。当年郑恩宠被判刑时，被政府安上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东北工人领袖姚福信等人的罪名也是扰乱社会治安等。我凭经验不相信被惩罚的真是纯粹的打砸抢分子。在此呼吁一下，希望汉源民众与一切关心维权的人士还能够继续关心汉源暴动的领导者之命运。

关于知识分子应该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我个人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能够统一行动的整体，各有各的价值立场。这些年既出现了一些热心维权的知识分子，比如帮助拆迁户维护权益的律师郑恩宠，发起并推动了社会关注孙志刚事件的艾晓明，还有帮助河北唐山农民维护土地权益的喻梅荪，他们不局限于坐而论道，而是起而行之，郑恩宠至今还在狱中服刑，他们这种精神在当今中国非常可贵。但同时还要看到，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些年来越来越远离现实，更有少部分智囊情结严重者，忙于帮助政府出谋划策如何镇压底层反抗。作为媒体，你们应该大力张扬第一类知识分子的精神，对后一类应该有所批评，至少让他们感到一些社会压力，不至于走得太远。

五，你在《陷阱》修订版前言的最后提到，尽管中共把中国变成一个无法“革命”的社会，但中国并非地上铺满干柴，而是地下奔突地火。就眼下中国现实状况看，地火最可能在哪些问题喷发？

何答：中国虽然已经进入社会危机并发期，各种危机交织在一起，但只要经济上不出大问题，中国政府凭借手中的镇压工具，还能够压制住。从目前情况来看，最可能在近期出问题的是金融系统，今年中国银行与建设银行想吸引海外投资者并在华尔街上市，就是想化解金融风险。目前虽然没有吸引到战略投资者参股，但中国政府还会想办法，我希望他们能够成功，这至少可以争取到几年时间解决问题。但另一个问题紧接着又会发生，那就是能源危机。

         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主要依靠本国资源支撑经济发展。随着经济的增长，对国外资源的需求越来越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是种粗放式增长，能耗特别大，每单位产品需要的能源与原材料都比国际社会同类产品要高。2003年一年，中国消耗了全球新增石油的30％，钢材的30％，水泥的40％和全球直接投资的四分之一。仅中国进口的铁矿砂一项就已经高达1.5亿吨，是世界全部铁矿砂出口的30％。全球初级产品价格的全面上扬，无疑与中国对原材料需求的强劲增长有直接关系。今年以来，中国对石油的需求更是全球油价上涨的直接原因。但中国对能源与原材料的庞大需求这还仅仅只是开始，中国自己做了个保守估计，以钢铁一项计算，到2030年中国人口高达16亿，人均GDP5000美元，人均钢铁蓄积量7吨计算，中国钢铁的总蓄积量将超过百亿吨，每年消费的钢铁将超过3亿吨，消耗的铁矿砂将超过6亿吨，这一数量已经超过目前全球的可贸易量。

         从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所消耗的能源及原材料总量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每一步都对世界资源形成了极大的需求，这种庞大的需求足以影响世界能源与原材料市场的价格，并改变全球初级产品市场的供求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不可避免要对中国的资源进口加以约束，如同今天各国反对中国廉价商品的倾销一样。

        中国目前号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额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达到6.35万亿美元。但中国这个经济巨人有几个致命的弱点，一是劳动力价值低廉的双重效应，中国虽然创造了许多低价产品，却无法培养国内的足够购买力，只能去国际市场上抢吃别人的奶酪，这种倾销超过一定限度必将引起反弹，今年西班牙焚鞋事件仅仅只是个开端而已；二是在能源与原材料方面过度依赖外部资源。如果中国经济总量再继续扩大，对世界资源的需求越过了安全线，国际社会的资源争夺战势必重新开始，而这必然要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由此影响到方方面面。

     中国政府的智囊们也很清楚，中国经济的这种扩张引起的摩擦日益加剧的结果，总会导致国际争端四起，所以他们断言，目前中国应该趁美国对全球主要石油资源实施控制的战略还未完成的几年所谓“战略机遇期”，赶紧发展经济，稳定社会。一旦2010年这一“战略机遇期”结束，中国的事情就不再那么好办了。这么多潜在的不安定因素，何者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谁也无法预测。

 

剔骨还父，唯大智者大勇者方能

－－悼李慎之先生

 

何清涟

 

        李慎之先生溘然长逝，为中国思想界留下的空白，将会延续一段很长的时间。

        作为僻处南国的后辈学人，我与李慎之先生见面无多，总共三次，且都是在深圳。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99年见他与李锐、朱厚泽先生。那次只有我们四人，讨论的话题很集中，是中国近现代史，当前时局以及社会发展可能的走势，时间近三个小时。那次慎之先生谈锋甚健，言谈中突然转头问李锐与朱厚泽两位先生：“这些事情，为什么大家在位置上时就想不到？”李锐老人答称：“屁股决定脑袋。一个人凡在位置上坐着时，就想不到这些事，想的只是升官。”朱先生补充了一句：“就算想得到，也不敢说。没人有那个胆子。”李慎之先生接着说了一句：“我们这些老人今后能做的事情有限，就尽量说真话吧，把想得到的话，该说的话，在有生之年说出来。”此后我再也未见过慎之先生。2000年春天以后，我的处境相当困难，自觉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友渔曾转来先生的问候，让我在彻骨的寒意中，感受到一片融融暖意。

        知易行难。尤其是在中国时下的环境里，实践先生这个说真话的心愿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但先生晚年确实身体力行自己这一心愿。

       亲身参加20世纪革命的前辈知识人中，至今还只有少数几位对这场与自己生命血肉相连的革命进行了性质上的反思。韦君宜先生的《思痛录》是她一生的天鹅之歌，而李慎之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与“革命压倒民主”则将这种反思推上了新的高度。读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之时，我还在国内。作为一位读者，我是将它当作一位亲历革命的老人奉劝当局者做中国最后一位专制者的檄文来读的。读时心里总是泛起一阵苍茫感：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先生之愿望，究竟何时能在中国实现？

        后来到了美国，先生“革命压倒民主”一文正好送到《当代中国研究》杂志，那是一份打印稿，无电脑文本。编辑部嘱我编辑此文，我一个一个字地将这篇文章敲入电脑，读完以后，不免有惊心动魄之感：先生此文，已经不仅仅止于说真话这一层面，他通过自己晚年的思想梳理，对自己青年时期投身于其中，且诲人不倦引导了无数后进者参加其中的共产主义革命，真正做到了“剔骨还父，剜肉还母”的境界。如果不是一位秉社会良知、灵台澄明的大智大勇者，无法达到不辞创痛酷烈，“抉心自食”且细品其味的境界，由此足见其风骨之卓然与思想之深刻。

        对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西方世界有好些位哲人有很深刻的论述。但先生以一位一生魂魄精血系于斯的亲历者身份进行反思，其中自有独特大意义在。由于语境的关系，这篇文章流传得似乎不如“风雨苍黄五十年”广泛，但我一直认为，这篇文章将作为后世研究中国20世纪革命史不可不读的一篇文章。

        立言贵在精而不在多。一个人在中国思想界的位置，并不能以论著多少而定。因为中国至今还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严格控制言论并与网络自由做不懈“斗争”的国家，出版界早已经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不少人著书立论动辄百万言计，但却没有一句话能够让人记住。而慎之先生虽然无专著问世，在参加革命的同辈知识人中，慎之先生对这场革命的反思之深刻性，无人能出其右，仅此两文，在同辈知识人当中就成为绝响，并将成为传世之作。

       

        谨以此文遥遥远致哀思。

        2003年4月23日写于美国东部